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新:

(資料圖)

洗錢罪與贓物犯罪屬于特別罪名與普通罪名法條競合關系

在我國和國際社會強化打擊洗錢罪的大背景下,對于作為洗錢罪基礎問題之一的侵害法益,不僅要從微觀層面進行刑法教義學的研究,還需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予以更高層次的理解,分析洗錢罪與危害國家安全相聯系的新型關系,認識到洗錢罪在侵害法益上的巨大轉型。基于懲治洗錢犯罪和滿足國際標準的特殊考量,我國立法機關將刑法第312條規定的贓物犯罪納入廣義的反洗錢罪名體系,致使該罪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均具有傳統贓物犯罪與反洗錢的雙重屬性。據此,對于洗錢罪與贓物犯罪之間關系的基礎問題,我們應該從刑事立法的背景、實然規定和體系性思考等多維度加以分析,不能僅停留在傳統贓物犯罪的單一角度來割裂思考,兩者存在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辯證關系。在反洗錢罪名體系中,洗錢罪與贓物犯罪屬于特別罪名與普通罪名的法條競合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陳璇:

適當拓寬注意義務輻射范圍

如何合理界定過失犯遠因溯責的范圍,是一個兼具總論和分論意義的重要課題。對此,應當以限制正犯概念為基點,采取“先收后放”的思路。根據自我答責原則,介入因素究竟是單純的自然力還是第三人的自由行為對于遠因溯責的認定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一旦第三人基于自由意志實施了犯罪行為,他就建立起一個專屬而排他的答責空間,除非存在擴張注意義務的特別根據,否則即產生阻斷遠因溯責的效力。與此同時,為有效應對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各類復雜風險,法律有必要適當拓寬注意義務的輻射范圍。以瀆職犯罪為分析素材,注意義務的擴張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初始過失行為對第三人歸責瑕疵的形成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力,由此成立過失間接正犯。二是初始過失行為人對防止第三人犯罪負有保證人義務,由此成立過失不作為正犯。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冠煜:

以明確性原則為根據審查罪量要素

在我國,司法人員一般能恪守成文法主義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罪量要素,但也可能出于實用主義思維對其進行靈活處理或柔性解釋。罪刑法定原則追求形式明確性和實質明確性,但本罪罪量要素的調整存在違反明確性原則的隱憂。當前對“情節嚴重”的體系定位要么缺乏階層式判斷,要么類型化程度不高,故應當對明確性原則的適用過程進一步予以具體化、精細化,按照“保護法益——犯罪構造——情節內容”的順序展開判斷。本罪的法益應為我國商業秘密管理制度利益,其犯罪結構包括實害犯和抽象危險犯,須配置相應的罪量要素以提升每種風險行為類型的不法程度。根據類型化審查和個別化審查,本罪的罪量要素涵蓋結果不法要素、行為不法要素以及客觀外界因素。

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延舜:

刑事訴訟個人信息調取須堅守“限度思維”

偵查機關向網絡服務提供者調取數據已成為偵查方式新常態,但也要注意公民隱私及數據保護問題、經營者自身權利問題等。此外,調取內容未作區分、調取對象未加甄別、當事人數據權利和訴訟權利得不到有效救濟等,也凸顯了刑事偵查與數據保護類法律要求的脫節。偵查機關向網絡服務提供者調取數據,須堅守“限度思維”。在具體路徑上,需要三個方面的合力:一是規范層面上打通刑事訴訟法和數據保護類法律,填補刑事司法領域個人信息保護的空白;二是構建以檢察機關為審批主體的令狀制度;三是將當事人的程序性介入時機提前,以充分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

(以上依據《法學評論》《中國法學》《政法論壇》《東南法學》,陳章選輯)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