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邦（ID：ichuangyebang）原創

作者丨王藝

(相關資料圖)

編輯丨海腰

圖源丨Founder Collective

進入5月，號稱“VC最想上的榜單”Midas list準時揭榜。

一家中文世界并不知名的VC再次名列前茅：來自Founder collective的David Frankel名列第11位。

在充斥著老牌投資機構的Midas list中，成立于2009年，今天只有14歲的Founder collective卻早已是常客，第一次上榜的時間是2016年，成立僅僅7年后。

其創始合伙人David Frankel在2022和2023年兩次名列第11位；另一位創始合伙人Eric Paley在2016-2020年分別名列第56位、第31位、第11位、第10位、第9位。

根據Tracxn的數據，在短短的14年中，Founder collective共投資了358家公司，其中有13個獨角獸和9家上市公司，123家公司被收購。投資組合中包括Uber、The Trade Desk、Coupang、Cruise等超級獨角獸。

2020年，成立僅1年的Founder collective向UBER投資了9.5萬美元。僅僅9年后，以UBER上市首日的開盤價格計算，其投資回報達3915倍。

作為一家業績極其出色的風險投資機構，Founder collective卻要求創始人們時刻保持對風險投資的警惕。

每當Founder Collective投完一家公司后，就會把以下圖片發送給被投公司的創始人，上面寫著“VC有毒”、“資本啥也不懂”、“風投可能致命，謹慎燒錢”、“VC殺死的創業公司比沒客戶、技術落后，創始團隊內斗殺死的創業公司加起來還多”等。

Bessemer的“Anti portfolio（未投資項目清單）”只黑自己，Founder Collective把全行業都黑了一遍。

Founder Collective的投資方法論同樣“非主流”。

主流VC十分看重的持股比例、Pro Rata（同比例跟投）、聚焦特定賽道等，Founder Collective一概棄如敝履。

作為一家業界罕見的單一輪次基金，Founder Collective只投種子輪，完全不在乎所占股份在后續輪次中被稀釋。

Founder Collective的投資不限定任何賽道，只要認可創始人，做什么的都可以投。

Founder Collective有7位創始合伙人，離開的也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Chris Dixon離開后加入a16z，現在是大名鼎鼎的”加密貨幣之王“和Web3布道者”。

Bill Trenchard離開后創辦First Round Capital，這同樣是一家備受尊敬的早期投資機構，還做出了被稱為“創投界哈佛商業評論”的《First Round Review》。詳見《最好的媒體關系，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關系：向a16z和FRC學習》

Zach Klein成為了傳奇雜志《Dwell》的CEO。

Founder Collective就是這樣一家年輕但成功，復雜卻有趣的基金。

創而優則投

美國的VC投資人，很大比例曾經是優秀的創業者。

Founder Collective就是其中的代表，且十分極致。創始團隊星光璀璨。

7位創始人中，如今是First Round Capital掌舵人的Bill Trenchard，曾創立Jump Networks，后被微軟收購。

Zach Klein曾創立Vimeo，后被IAC收購。Vimeo是最早的一批視頻分享網站，曾是Youtube的有力競爭者。

Caterina Fake曾是網景瀏覽器的早期員工，后來是圖片分享社區Flickr和推薦算法購物網站Hunch的聯合創始人。

強調一下，Flickr曾經是Web2.0的代表網站之一，被雅虎收購后，直到今天還在運營。Flickr的另一位創始人是如今“美國版釘釘”Slack的創始人Stewart Butterfield。Caterina Fake和Stewart Butterfield曾有過數年的婚姻。

Hunch是最早一批嘗試推薦算法的電商公司，后被eBay以8000萬美元收購。Hunch的另一位創始人就是如今名氣最大，曾在去年登頂Midas List的Chris Dixon。

日后，Stewart Butterfield創立Slack，Chris Dixon代表a16z連投數輪。也就是說，Caterina Fake的第二個創業合伙人，投資了自己的第一個創業合伙人兼丈夫。

如今還在Founder Collective的三位創始人相識于哈佛商學院。

Eric Paley曾創立網絡營銷公司Abstract Edge；Micah Rosenbloom曾創立生活服務網站Handshake.com，之后二人相繼前往哈佛商學院讀書。

他們的哈佛同學David Frankel是南非最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nternet Solution的創始人，曾被評為“南非世紀科技成就者”。靠著出售公司賺來的錢，David Frankel在哈佛商學院讀書期間，開始投資同學和老師的創業項目。

2002年，Eric Paley和Micah Rosenbloom成立了一家生產數字牙科印模系統的公司，名為Brontes Technologies。

Eric和Micah在找融資，David在找項目，本是哈佛同學的三人一拍即合，David成為Eric和Micah的天使投資人。

公司成立4年后，Brontes Technologies被3M公司以95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兩位創始人Eric和Micah，天使投資人David大獲全勝。

之后，三人繼續合作做天使投資。再之后，與同樣是哈佛商學院畢業生的Chris Dixon等其他四人共同成立了Founder Collective。

不知道是否因為Founder Collective的7位創始人有4位畢業于哈佛商學院，日后成立First Round Capital的Bill Trenchard做出了被譽為“創投界哈佛商業評論”的First Round Review。

只投種子輪，黑遍全行業

按照經典的硅谷投資理論，VC需要在公司上市前保持足夠多的持股比例。因為創業公司的死亡率太高，只有在優秀公司身上下重注，才能保證整支基金的盈利。

這也幾乎是硅谷主流基金的共識。

但Founder Collective卻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股份在后續輪次中被稀釋。成立14年來，只投種子輪（只有一個例外）。

后續輪次不投一定導致所占股份被稀釋，進而在極少數成功公司身上的收益不夠多，導致整支基金的回報不高。硅谷主流基金的共識從邏輯上看似乎無懈可擊。

Founder Collective的理論則是，VC本身就是有毒的，要想自己投的企業發展的好，就不要再投了。

作為史上最燒錢，融資最多的公司之一：UBER的天使投資人，Founder Collective的合伙人Eric Paley這樣解釋：風險投資是一種地獄般的毒品。如果使用得當，它會像腎上腺素一樣為那些最偉大公司注入活力；如果使用不當，它會使公司對資本產生有毒的依賴性。

Eric Paley曾專門做了研究去論證該觀點，大體如下：

2011-2015年科技行業的71起IPO中，IPO前融資較多的公司并沒有比IPO前融資較少的公司顯示出更高的資本效率，而且很多融資較多的公司在IPO后表現不佳。

首先剔除Facebook后。統計這五年所有IPO公司的融資總額、市值和回報倍數（Facebook以6.16億美元的上市前融資獲得了3637億美元的市值，是個極端異常值）。

統計數據顯示：

70 家公司上市前共籌集了 96億美元的風險資金；70家公司的市值為2020億美元，是原始投資的 21 倍；

每家平均籌集了 1.37 億美元來建立一家價值為28億美元的公司；按中位數來看，每家公司籌集了7900 萬美元的風險投資，以建立一家價值為18億美元的公司。

接著，將這些公司分成了“融資最多”和“融資最少”兩組，每組均有20家，將這兩組數據進行了對比。

結果是，“融資最多組”的20家公司共籌集了67億美元，總市值為 620億 美元，回報率約為 9 倍。

而“融資最少組”的20家公司共籌集了6.23億美元的風險投資，總市值為480億美元，回報率約77倍。

盡管“融資最多組”和“融資最少組”的總市值相差了140億美元，但這其中，120億美元的差額是由Twitter貢獻的，而Twitter在IPO前總共從VC中籌集了不到100億美元的資金。

因此，去掉Facebook和Twitter之后，其他的69家公司以50億美元的融資，創造了20億美元的市值。

在IPO之后，融資更少、有著更高資本效率的公司表現，明顯好于那些融資多的公司：

自 IPO 以來，20家融資最少的公司的市值增長了89%，而20家融資最多的公司在同一時期僅增長了22%。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結論的有效性，又變換了一種方式做統計：把融資額大于2億美元的公司（9家）列為一個組，把融資額小于3400萬美元的公司（9家）列為了另一組，同樣在融資總額、市值和回報倍數上進行了對比。

結果是：

融資大于2億美元的9家公司上市前共籌集了 5.67 億美元，市值總和35億美元，回報倍數為 6 倍；

融資小于3400萬美元的9家公司上市前共籌集了 1290 萬美元，市值總和28億美，回報倍數 218倍；

融資最多組比融資最少組籌集了 44倍以上的風險資金，市值卻比融資最少組僅高出了25% 。

與此同時，在2011-2015年最成功的20家科技上市公司中，有14家的上市前融資額都在1.25億美元以下，其中有6家公司的上市前融資額不到5000萬美元。

因此，Founder Collective認為，融資多少與公司好壞之間并不是正相關關系，很多時候是負相關。即更少的風險投資意味著更好的公司。

Eric Paley曾經多次發文抨擊過度融資的行為，表示由風險投資扼殺的初創公司數量，已經超過了由于沒客戶、技術落后和創始人內斗而死的初創公司數量的總和。

Eric Paley認為，公司在創立初期就對資本過分依賴會讓公司養成一種很難改掉的習慣，對增長的絕望將驅使公司以越來越高的成本追求增長，最終造成邊際收益的不斷下滑。

因此，Founder Collective苦口婆心地做了許多警示標語，勸告創業者把精力用在提升效率和內生增長上，而不是向外尋求融資。

每當Founder Collective投資完一家公司后，就會把這些圖片發送給被投公司的創始人，提醒創始人警惕風險投資的危害。

最后強調一下，以上只是介紹Founder Collective的理論，并不代表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也不代表硅谷主流VC的理論是錯誤的。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大談過度融資危害的Eric Paley，其個人回報率最高的項目，也是將其送上Midas List前10的項目，恰恰就是過度融資，花錢如流水的UBER。

另外，是Founder Collective并不大的基金規模和獨特的LP結構。

Founder Collective的每支基金都在1億美元以下，是典型的微型VC（Micro VC）。這樣體量的AUM，當然更關注資本效率，而非回報的絕對值。

Founder Collective的資金大部分來自三位合伙人自己，外部LP也通常是朋友和家人，機構投資者幾乎沒有。這樣的LP結構，自然可以“任性”一些。

世界是混沌的，每一套理論都有適用的邊界和具體環境。

具體到UBER的個案，也許真如國內一位投資人所說，最優秀的大腦，可以同時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且能達到邏輯自洽，運轉自如。

只看人，賽道不限

正如其名字，Founder Collective就像是一個屬于所有創始人的基布茲（以色列的互助社區），對創始人十分友好。

自成立以來，Founder Collective有且只有一個愿景：與創始人站在一起。

在投資上，踐行的是投人的邏輯，完全不限賽道。只有創始人優秀，做什么都可以。

以投資最成功的三家公司為例。

在2010年，Uber還只是一家按需租車公司，當時的名字叫UberCab。

當時的多數VC同行并不看好Uber，原因是美國有1萬多家出租車公司，每家公司都有能力開發自己的APP。

更重要的是，日后大名鼎鼎的CEO Travis Kalanick并未實際經營UBER，實際的掌舵人是Ryan Graves，這也是很多VC不愿投資UBER的重要原因。

但在會面過程中，Eric發現Ryan身上有著很多優秀的品質：聰明、勇敢、執行力強。出于對Ryan這個人的信任和喜愛，Eric最終決定投資Uber。

在后來的采訪中，Eric回憶道：“當時Travis Kalanick并沒有經營公司，很多其他機構的投資人出于這個原因不愿意投資，但我出于對Ryan Graves的信任和喜愛還是堅持加注。

毫無疑問，Uber是Eric最好的投資，回報達3915倍。

Uber種子輪的一些投資者 圖片來源:Wall Street Journal

對The Trade Desk的投資同樣如此。

The Trade Desk是一個與廣告代理商合作的需求方平臺，允許他們使用自動化技術購買在線廣告。擁有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快速響應時間和對多種格式的支持能力，還提供多種形式的API接口，TTD很快在市場上建立了競爭力。

但TTD在融資時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

TTD幾乎是最后一家在程序化廣告領域建立平臺的公司。由于這一領域已經被谷歌，臉書等巨頭占領，開拓新的市場并不容易，因此在創辦的第一年，TTD不僅在融資上十分艱難，而且由于過高的運營成本，現金流也一直沒能跑正。

但Eric更看重的是，創始人不盲從而是仔細思考自己差異化競爭的點，通過開發更先進的技術、降低費率、增大客戶規模來尋找增長點。

出于這種欣賞，Eric不僅成為了TTD的第一個機構投資者，TTD也破天荒得成為了Founder Collective所有被投項目中唯一在后續輪次中跟投的公司。

2016年，TTD以461億美元的市值IPO，Eric也因為對TTD的投資入選了當年的The Midas List第十名。

Coupang的創始人Bom King是哈佛輟學生，Founder Collective的所有人都沒有去過韓國，甚至沒有去過亞洲。

日后David回憶，“2010年，當Bom Kim在哈佛廣場上拿著iPad向我介紹Coupang時告訴我，他打算做一個像Groupon那樣的團購網站。當我不知道后來Bom最終會重塑韓國電子商務的格局，但是當時我覺得他很特別，我想和他做生意。”

2010年，David向Coupang投資了幾十萬美元的種子輪資金。這筆資金讓Founder Collective成為了Coupang的第一批投資者之一。

憑借著對Coupang的投資，David Frankel被Forbes評為2023年Midas List第11名的投資人。

Eric曾經公開對外表示，他們投資的每一家公司都是通過創始人網絡認識，希望受益者、企業家們更多講述FC的故事，幫助他們吸引更多的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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